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社会的突出问题，涉及多种严重刑事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未成年人犯罪总量虽然只占整个刑事案件的比例不大，但由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因此，如何更好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各界所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
一、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
从近年来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与过去及成年人犯罪明显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犯罪主体日益低龄化。由于发育年龄的提前和不良文化的影响等诸多原因，21世纪的前五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80年代提前了2至3岁，犯罪的高发期年龄在18岁左右，其中以14-16岁的更为突出，并呈现出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同时犯罪主体还表现为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
（二）犯罪类型多元化。过去未成年人犯罪以盗窃为主，犯罪类型单一，而目前已向多元形势发展。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且暴力型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日益突出。
（三）犯罪组织团伙化。未成年人由于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于得逞，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中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占40%以上。有的犯罪团伙甚至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和反侦破措施，初步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这种团伙对社会危害极大。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成因
未成年人走向犯罪道路的心理变化是由青少年时期生理、心理发展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起的。目前，我国犯罪学界对未成年人犯罪心理产生的原因有大量论述，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种：第一种是青春期危机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由本能的生物人向理智的社会人发展的过程，在相近似的环境中，青少年之所以比成年人更易于越轨，主要是身心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的差异所致。第二种是社会失调论，认为社会结构的失调必然导致一批低文化青少年层的出现，这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社会原因。第三种是不良环境决定论，认为由于青少年认识能力低下，富于感性和冲动性，自控力薄弱，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易于产生违法犯罪心理。本文主要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 （一）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内在成因。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必须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联系起来，因为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对其行为有重大影响。未成年人的心理体现了过渡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普遍充满了复杂性与矛盾性，而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心理，是一部分未成年人在外界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下，与内部原有的不良心理因素结合发生相互作用产生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体成因有青春期心理特点、主客观心理矛盾和人格社会化缺陷等。首先，青春期心理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难以对客观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评价，容易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而违法犯罪。其次，满足个人需要的主观意向与满足个人需要的客观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矛盾。未成年人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难免与管教自己的父母、师长发生争执与矛盾。在无力满足自己的需要，求助家庭仍然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心理上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容易引发违法犯罪行为。最后，未成年人人格社会化存在缺陷。人格社会化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自我中心，个人主义严重，反社会的需要和动机，反社会的人格特征等。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多数情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二）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外在成因。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除了自身原因之外，家庭、学校与社会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构成了未成年人心理形成的外在因素。
1、家庭因素。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人社会化过程的起始点。家庭功能是否能正常发挥是一个人顺利实现社会化进程的基础和先导。但是，由于环境的不同，导致某些家庭功能的缺失。在一项对未成年罪犯家庭环境状况调查中发现：未成年罪犯的家庭结构以不美满占多数。而且，未成年罪犯父母的素质、职业状况也不十分理想。父母亲文化程度低下，父母亲的职业大部分为农民和工人，属社会低收入阶层。这直接影响未成年罪犯的生活态度、情绪和良好个性的形成。家庭矛盾性大，即家庭成员间传递情感的方式以表达愤怒、不满，相互指责、贬低为主，导致孩子学会以此方式来解决所有的情绪问题，并以冲动的、攻击的方式表现出来。父母教养方式不当是造成孩子行为差异、人格特征发生偏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造成未成年罪犯不良心理特征形成的主要心理环境因素。所以，父母的某些错误行为都可能为他们所模仿，以至将来成为罪犯。
2、学校因素。学校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作用仅次于家庭，它是未成年人从家庭走向社会，从蒙昧状态走向超越之境，顺利实现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学校能否全面、完整地发挥其作用，是未成年人社会化顺利实现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防止他们违法犯罪的有利防线。随着学校教育的逐渐完善，社会实际上几乎将青年的生活完全纳入到学校生活的轨道。青年制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学校生活，其总是遵循这样的轨迹，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甚至研究生。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性手段，从产生之日起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无疑功不可没。学校教育是为青年的发展而设定的，这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性设定。它规定了青年的人生追求目标，同时也影响着青年的人生轨迹。学校如对学生在校受到的挫折缺乏正确的引导，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例如学习上的失败感所产生的后果，受校纪校规处罚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教师心理素质低下，教学效果不良所造成的后果等。国外许多调查发现，未成年罪犯往往是学习上的失败者，由于学习成绩差，甚至受到校方处分，常常会使他们对学校和社会产生抵触和报复心理，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3、社会因素。在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中，社会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缺乏，加之某些个人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使得他们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与某些道德沦丧的行为又为他们的畸形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电影、电视各种宣传媒体对暴力的商业宣传，电子游戏、网吧对于暴力的传播与虚拟化，使得未成年人对于暴力、血腥行为以及相应的后果与痛苦没有清醒的认识，在给他人造成实际的伤害时，他们的感觉无异于玩一场虚拟游戏。因此社会媒体与公众不但没有起到监督与督促的作用，反而变相地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三、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系统
从以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某一环节的失调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本部分拟从法治角度来探索如何建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机制，即如何建立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犯罪学研究表明：成年罪犯的犯罪意识有不少是在未成年时受不良影响而形成的，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与再犯罪存在密切的关系，即初始犯罪的年龄越小，进行再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少年司法制度的工作十分必要。犯罪的未成年人作为行为人也要为自己所犯罪行承担责任，但保护的前提应该贯穿司法实践的始终，不论是审查起诉还是审理判决阶段，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处理应该与成年人有本质的区别。
（一）加强少年法庭建设。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遗憾的是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对未成年司法制度予以规范的法律依据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不够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未成年司法制度的不完善结果使少年法庭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少年法庭工作人员难以安心少年审判工作。由于少年法庭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阻碍了实践中一些对少年司法制度的有益探索。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中将少年法庭列入其中。
（二）实施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我国的少年法庭从1984年建立起就一直坚持对被告人案发前的表现情况进行调查。当时主要是法官在开庭前通过到学校、访家庭、去社区（村、居）等形式，对失足少年的家庭情况、受教育情况、交友情况、社区环境等方面进行调查，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法庭教育、准确量刑。我们要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要实现社会调查“主体社会化、内容公开化、程序规范化”。所谓“主体社会化”，就是要改变以往调查工作都是由法官完成的做法，而由其他部门或机构完成。这是一项比较艰难的工作，因为国内的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要和相关部门做好协调工作，由青少年保护办公室等部门来承担，法官不再像现在这样在开庭前过早、过多地出现在法庭之外。“内容公开化”，就是法庭把社会调查员所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适度公开。即在开庭前向辩护人公开，也向法定代理人公开；在开庭审理时，向未成年被告人公开，让失足少年知道法官掌握的其案发前的表现情况是否正确。开庭后的判决书中，法官也可有选择地把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引入其中，增强判决书的说服力。社会调查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时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实施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仅要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衔接，而且要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开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挽救，强化司法保护的力度。
（三）实行暂缓判决。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暂缓判决的明文规定。暂缓判决是指少年法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经过开庭审理，对构成犯罪并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先确定罪名，暂不判处刑罚，同时设置适当的考察期予以帮教矫治，让其在社会上继续学习或工作，考察期结束后，再结合悔罪表现予以判决的一种审判方法。
笔者认为，虽然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暂缓判决的地位，但其有明显的法律价值以及社会意义。首先，暂缓判决有利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方式的改革。按照现行的审判制度，对那些经开庭审理并已经查明事实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只能在审理期限内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实行暂缓判决，少年法庭的法官就有时间区别和判断各未成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最大限度地挽救犯罪少年，开辟了一条矫治犯罪少年的新途径。其次，暂缓判决有利于少年法庭法官正确把握和适用自由刑。对犯罪少年适用自由刑是很严厉的处罚方法。鉴于犯罪少年是特殊的犯罪主体，是属于保护和挽救的对象，对他们使用自由刑要慎之又慎。少年法庭的法官除了要追求刑法的一般目的，即保卫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外，还要积极实现刑法的特定目的，即矫治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消除他们的犯罪意识，保护他们健康成长，这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的“双保护原则”的精神。在此，暂缓判决是“寓教于审”的进一步发展，是党和国家对犯罪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具体化。最后，暂缓判决有利于调动未成年被告人改邪归正的主观能动性，变消极地等待判决为积极悔改，发挥家庭、社会在帮助犯罪少年方面的积极性。
（四）实行非刑罚化。当今世界轻刑化已成趋势，长期或者终身的监禁刑以及死刑受到限制或者逐渐被废止，这一趋势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实行非刑罚化，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共识。一种全新的少年司法理念正在向我们昭示，在现代社会，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根本目标不是惩罚犯罪，而是预防犯罪、减少犯罪。所谓非刑罚化，是指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裁量刑罚时，不仅考虑犯罪性质、情节以及后果，而且考虑未成年人的生活背景事实和矫治条件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作出矫治为目的的处理。非刑罚化要求在对案件作出处理时淡化刑事惩罚色彩，强化教育矫治含量，实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与传统刑法观念相比，非刑罚化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即把对已发生的犯罪的惩罚置于次要地位，而把对失足者的矫治以及对将来犯罪的预防置于首要位置。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非刑罚化尚不能导致消除刑罚，但是要求淡化刑罚，要求将刑法的惩罚作用限制在震慑犯罪和保护公共安全所必需的范围内。非刑罚化还倡导以非监禁刑、免刑代替监禁刑，并积极尝试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探索矫治的新途径。 非刑罚化使得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以及主观方面的特殊性在刑法裁量过程中得到进一步重视，使得案件处理更为公平、公正。非刑罚化背景下的未成年刑事审判，不仅在传统刑法理论层面上考察犯罪的主观、客观方面，而且十分重视主体本身以及主观恶性的特殊性。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主体和主观恶性的不同。而主体、主观方面的特殊性必然影响到犯罪客观方面，其中较为典型的情况如强索类抢劫犯罪案件，这类案件外观上符合刑法所规定的抢劫罪主观客观要件，而实际上这类犯罪的主观恶性明显轻于一般抢劫。故少年法庭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应十分重视主体以及主观恶性的特殊性，从而处以较轻刑罚，有时甚至突破了刑法条文的字面规定（包括是否定罪、此罪彼罪、犯罪情节以及法律适用等）。由于非刑罚化背景下的审判十分注重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和主观恶性的因素，不仅是确保了教育矫治的针对性，而且使案件的处理更为公平、公正。
进入21世纪，社会的发展更注重整体和谐性，要求我们在面临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不能只顾一点而忽略整体、不能只顾眼前而忽略长远考虑。在预防犯罪以及通过法律体系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时更要把握这一原则。由于未成年司法程序所具有的教育属性，更强调司法人员应对未成年罪犯抱有爱心，使其相对于一般刑事司法程序独具特色。构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在新的法律法规中应尽一步凸现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教育职能，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为指针来设计所有的程序，开展司法活动。同时，法院特别是少年法庭要不断总结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的经验，更好的发挥庭审的教育职能，预防失足少年重新犯罪；要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刑罚处罚的多样化，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的帮助教育作用，使更多的未成年罪犯走向新岸，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